孙亚娟等:哈萨克族婴幼儿护佑风俗的引导人类学阐释

2019-11-14 20:43 来源:未知

本研究所考察的怒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直过民族”①。由于地处边疆,地域相对封闭,其文化和教育常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怒族婴幼儿护佑习俗进行过系统研究,仅有个别学者在考察怒族传统文化时对怒族原始育儿方式进行过少量记录。然而,在人类学的视域里,“一个再小的民族,他们的世界观都是世界性的。人类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认定像古代贵州那样的‘夜郎自大’也是合理的”。[3]因此,研究怒族的婴幼儿护佑习俗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怒族婴幼儿护佑习俗的田野考察和教育人类学阐释,探寻人类社会婴幼儿保教活动的原在形态和当代价值;通过对怒族婴幼儿护佑习俗价值的解读和内涵的反省,实现对现代婴幼儿保教理论建构的文化观照。

怒族社会的婴幼儿生命观需结合其“直过民族”的社会现实背景来分析。1949年以前,怒族社会形态一直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后,怒族社会才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建国至今,在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扶持下,怒族群众的生活虽大有改善,但由于地处高山峡谷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导致整个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如今一些怒族村落仍因袭着传统的劳作方式,生产生活还残留着初民社会的特点,观念形态也保有大量的原始思维模式。

一、成人的婴幼儿生命观——自然的赐予

内容提要: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并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儿童个体生命的成长与社会化深受护佑习俗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怒族婴幼儿护佑习俗的田野考察和教育人类学阐释,较深入分析了怒族人的生命观、保育观及保教实践活动的内涵,进而揭示了怒族人生命观的共生性与神圣性,以及在互渗律支配下开展婴幼儿保教活动的理念和目的。研究者认为,从教育人类学视野阐释怒族婴幼儿的护佑习俗,对探寻人类社会幼儿保教活动的原在形态和构建现代幼儿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的生命观有两个特点:“第一,未能将人与动、植物分开。在他们看来,人与其他异类生命形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有时反倒是动物更高明一些,由此产生对动物的崇拜;第二,未能将人的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分开。人类的生命是以血缘为脐带的全体存在形式。因此,对待生命的崇拜是对处于自然状态的生命现象的笼统崇拜”。[4]这种对待生命的认识通常被称为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观的基础是“万物有生”的观点,即将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非生物和自然现象都视为有相似生命活动和相似生命方式的存在。作为“直过民族”的怒族,整个社会持有的婴幼儿生命观深受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其核心理念是把婴幼儿生命看作是大自然神圣的赐予。

怒族养育习俗非常重视对婴幼儿生命的保护,无论是身体的护佑,还是灵魂的安顿。对此,怒族先民们在长期的养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护佑经验。当然,由于混沌生命观的影响,怒族人始终将婴幼儿的生命与自然万物的生命相联系,认为自然生命的生长能给予婴幼儿生命成长的力量。笔者在老姆登村和茶腊村考察时发现,怒族人房前屋后以及村落附近的山上都种植着许多竹子,翠绿浓荫的竹林成为怒族村落独特的自然景观。竹林环境的形成主要源于怒族养育习俗中的“插竹”习俗,即在婴儿满月当天,家里的长辈要为新生儿插一支竹子入土,寓意新生命在竹子的守护下快快长大,希望孩子能像竹子一样具有旺盛和长久的生命力。怒族为新生儿“插竹”的习俗呈现的是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景象,这种生命力源自人类对生活的眷恋和对生命发展的追求。“插竹”习俗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显示了怒族人对生命、生活的眷恋和深刻的理解。怒族人的婴幼儿生命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学前教育内源性发展的实践研究——以怒族、独龙族为例”(项目批准号:15YJC880071)、北京奕阳教育研究院2015年资助项目以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课题“滇西边境山区民族教育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7CX09)的研究成果之一。

原标题:怒族婴幼儿护佑习俗的教育人类学阐释

生命观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生命和自身生命的一种认识和态度。成人的婴幼儿生命观,是指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群体对婴幼儿生命成长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方向的认识和态度,是儿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是教育的原点,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是为了满足生命成长的需要,生命的成长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婴幼儿生命的认识和态度,构成了社会群体养育婴幼儿态度和方式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群体婴幼儿“保育”与“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

关 键 词:怒族 护佑习俗 婴幼儿保育 人类学阐释

从教育人类学视野阐释怒族婴幼儿的护佑习俗,对探寻人类社会幼儿保教活动的原在形态和构建现代幼儿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怒族;护佑习俗;婴幼儿保育;人类学阐释

依据马文·哈里斯(Mar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分类学原则,笔者将养育习俗看作是一个客体文化系统,该系统由下层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三部分构成。“文化唯物主义划分文化系统的普遍结构依赖于生物和心理学的人的本性的常数”,[2]个体或社会群体要存活下来,首先必须解决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即在行为上满足最低限度的生计需要。那么,对于个体和社会群体来说,生养孩子,保证适当的人口数量是维系族群生命、延续族群文化的基本要求。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特定社会群体的养育活动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孕育孩子”“如何顺利生产”“如何哺育婴幼儿”以及“如何让幼小的生命得以存活”等基本生命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养育文化事象便是婴幼儿护佑习俗。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它并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那些没有接受过“科学育儿”和“科学教养”训练的人也能把后代养大成人、教育成才,虽然这些“后代”不一定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却可以春种秋收、礼尚往来。[1]这些存在于“本土的”或“民间的”儿童教养方式虽形态各异,但追求着共同的教育目标——“让孩子成人”。这一看似朴素的教育目标,正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的哲学命题。可以说,在组织形式和理念上,现代学前教育并没有脱离民间儿童养育习俗的影响,现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处于与传统养育文化的张力之中。

作者简介:孙亚娟,博士,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E-mail:syj_1126@sina.com(大理 671003);李姗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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